黑色幽默这剂药，能让悬疑剧“回春”吗 - 世界杯官网

近年来，关于悬疑剧创作“过于沉重”，令观众感到压抑的批评声不绝于耳。

这种“沉重感”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源于一种模式化的“深刻”表达。故事背景常常扎堆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反复聚焦时代创伤和社会失序成为常态。地域设定也倾向于阴郁刻板，悬疑剧偏爱的东北和西南地区，前者被描绘成冰天雪地、工业衰败的景象，后者则笼罩在潮湿阴郁的氛围中。案件的久拖不决，动辄十余年，成为制造“宿命感”的便捷手段。叙事上也常伴随着在不同时间线之间频繁切换的技巧。正是这种公式化的“深刻”，导致了观众对悬疑剧的审美疲劳。

为了摆脱“沉重”的困境，曾经为大银幕犯罪片注入活力的“黑色幽默”元素，正成为悬疑剧创作者追求轻松化叙事的主要选择。

近期播出的《低智商犯罪》和《迷墙》两部悬疑剧，均以黑色喜剧的手法构建了荒诞的叙事。正在热播的《悬案》，尽管改编自真实大案并以纪实风格为主，但在首个单元《珠宝行抢劫案》中，也巧妙地运用黑色幽默为故事增添了“苦涩的笑料”。

从观众的反应来看，黑色幽默确实成功地让悬疑剧摆脱了以往“苦大仇深”的形象。其内在的玩世不恭态度和对意义的消解，提供了一种观众急需的情感价值。然而，现在就全面肯定黑色幽默悬疑剧还为时过早。它能否真正带领悬疑剧走出同质化的创作瓶颈，仍需进一步观察和审视。

借“笑”解构推理的根基

作为网剧类型化发展的重要分支，悬疑剧已成为国产剧中的主流商业类型，并经历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。

在此之前，涉案题材国产剧主要以公安刑侦剧的形式呈现。这类剧集以警察的破案智慧和坚定意志为核心，擅长通过改编真实大案要案，细致还原一线刑侦工作，以其强烈的纪实感吸引了大量观众。悬疑剧确立类型地位后，涉案题材国产剧开始尝试从罪犯视角叙事。经过几年的发展，国产悬疑剧也形成了本格推理、社会派悬疑、家庭悬疑、女性悬疑等多种风格流派。

无论从哪个视角切入，也无论属于哪种风格流派，一定程度的“可推理性”都是悬疑剧的基本要求。所谓可推理性，是指证据、线索与真相之间的因果联系，是世界观的逻辑一致性。换句话说，观众应能根据故事提供的线索和观察，推断出凶手和动机的可能性。

一部悬疑剧的风格流派往往与其可推理性紧密相关。

如果创作者将可推理性最大化，便可能创作出逻辑至上、注重解谜乐趣的本格推理剧。若加入更多社会层面的不可抗力因素，使得真相难以推导、正义难以伸张，则可能成为社会派悬疑剧。当真相的不确定性更多源于家庭伦理和性别关系时，便诞生了家庭或女性悬疑剧。而到了黑色幽默悬疑剧，可推理性往往被降至最低。其喜剧性源于对因果律的颠覆和对逻辑的消解，旨在将观众从意义的重负中解放出来。因此，在情节线索和最终真相之间，会填充大量巧合、误会和不可抗力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便是一部在黑色幽默方面做得较为彻底的悬疑剧。

该剧的情节主线围绕一次意外的“下派”展开：由于一起被证明并不存在的警察遇害案，省局的“边缘人物”张一昂被派往三江口警察局。在案件侦办过程中，一向运气不佳的张一昂却突然“锦鲤附体”，猜什么中什么，甚至不经意间说出的话也能被下属领悟并推动案情。凭借这些阴差阳错，他意外地揭露了三江口错综复杂的势力网络，并最终借力打力，将当地的黑恶势力一网打尽。

从可推理性角度看，《低智商犯罪》几乎是不可推理的。剧中许多关键情节的因果逻辑，都建立在极致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之上。

例如，让张一昂“开局立功”的通缉犯抓捕案，他原本只是为了自证清白而追查外卖员，却意外诱使了她被通缉的丈夫自投罗网。又如，作为关键证物的限量版手表，本已被嫌疑人丢弃在出城的货运火车上，却被一名扒火车 찾는文物贩子偶然拾获，并在后续侦查中被警方发现，成为案件的突破口。还有那对“敬业”的笨贼，他们屡次在精妙的理论指导下锁定最佳抢劫目标，却总在阴差阳错间与成功失之交臂。

然而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荒诞感和喜剧性恰恰蕴藏在这种不可推理之中。这是一种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讽刺和嘲弄，是对世界混沌和无意义性的强调。在悬疑剧中，只要这种讽刺和嘲弄主要指向那些机关算尽的犯罪嫌疑人，观众便能轻松地开怀大笑。

幽默的尺度决定其成败

黑色幽默与悬疑剧的结合并非只有轻松的一面。

黑色幽默的笑是一种苦涩的笑，它源于对残酷现实和种种弊病的痛恨与无力感，其中蕴含着难以言说的深沉痛苦。从本质上讲，它总是要解构一些约定俗成的、高高在上的事物，才能实现情感的释放。其喜剧性与讽刺性是相伴相生的。

例如，《低智商犯罪》中将“表里不一”发挥到极致的官员方庸，就极具讽刺意味。通过这个角色，创作者大胆解构了官员的社会表演。方庸每日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上下班，从不参加应酬，每月固定捐款做慈善。然而，私下里他却大肆受贿，家中摆满了价值连城的古董。他扮演的清廉形象太过成功，甚至让妻子因无法忍受这种“清贫”生活而选择离开。但正是因为他精湛的演技，让上级深受感动，决定将其调往省城担任闲职养老。由此，才有了他在临走前急于捞一笔的心态。可以说，没有对方庸这个人物夸张、极端的塑造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喜剧性和现实批判性都将大打折扣。

再如《低智商犯罪》中的张一昂，这个人物虽然讨喜，却依然不乏讽刺意味。与以往悬疑剧中洞察敏锐、办案高效的警察不同，张一昂在成为“锦鲤体质”的“张局”之前，实际上是一名被刑侦队伍边缘化的倒霉蛋。他喜欢“吟诗”，不仅是为了增加幽默感，也是一种人物无力感的体现。当生活中的障碍多到无法改变时，他选择用一种玩世不恭、有趣的姿态去面对，这正是张一昂最能引起观众共鸣之处。

此外，许多时候一个悬疑故事并不足以容纳过多的讽刺。悬疑剧的类型契约建立在对公理和秩序感的渴求之上，其底层逻辑在于为现实世界提供道德慰藉：好人有好报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公权力会庇护普通民众。这个类型的底层逻辑是不可解构的。因此，这使得黑色幽默在某些悬疑故事中难以充分展开。

以《迷墙》为例，该剧讲述了一位中年危机男主角，意外从二手别墅的墙中发现巨款，由此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奇遇。这部剧在主角余鸣的塑造上显得有些束手束脚，也因此招致观众批评。如果恪守“好人有好报”的道德准则，他理应立即报警，但故事也将就此终结；如果让他暗中转移、洗白巨款，虽然有了讽刺意味，却与正义和秩序渐行渐远。剧集最终选择了折衷的处理方式：让余鸣先是犯蠢地高调炫富，重现了《百万英镑》中“有钱虽不能花也能钱生钱”的讽刺；随后引入各方势力争夺，上演绑架闹剧，最终将故事扭转为“委屈好人终得好报”的大团圆结局。

余鸣形象的摇摆不定，本质上是悬疑与黑色幽默之间的相互掣肘。既要主角面对一笔缺乏道德庇护的意外之财，又要他在嬉笑怒骂中全身而退。正是这种叙事上的“贪心”，最终让角色沦为摇摆不定的傀儡。

尽管黑色幽默为悬疑剧创作提供了摆脱意义重压的可能性，但显然并非所有涉案故事都适合采用解构的方式呈现。

那些改编自真实大案要案的悬疑剧，或许可以适度运用黑色幽默作为点缀，但涉及对公安干警的塑造以及严肃的侦办过程，则不应随意解构。而那些追溯个人与家庭创伤史的悬疑剧，也很难在解构的狂欢中与现实建立有效的联系。

当前，观众对悬疑剧公式化的“深刻”已产生审美疲劳，黑色幽默悬疑剧恰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提供了一种情感宣泄的出口。

然而，我们也应警惕，黑色幽默和解构本身也可能成为悬疑剧新的同质化陷阱。毕竟，单纯的解构而不进行建构是危险的。当崇高的事物跌落之后，如果未能及时用新的意义填补空缺，不安与偏见便会乘虚而入。在悬疑剧乃至更广泛的涉案题材创作中，回应观众对公理与秩序的渴望，始终是那块不可被解构的创作基石。

（作者卞芸璐 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）